Image source: Josefa de Obidos, The Sacrifical Lamb, 1670s

Inspired by Zurbarán’s “Agnus Dei” series

在我的小說 Sexing the Cherry (1989) 中,我創造了一名角色:狗女。她是個女巨人,住在泰晤士河畔。她過得很不開心,因為世界太小了而她太大了。她是我母親的另一個翻版。

家裡就只六本書 … 因為我的母親不希望有任何書落在我手上。她從沒想過有一天會是我落在書手上——為了有安全感,我寧可讓自己埋在書叢中。

溫太太每星期都會派我上艾克靈頓公立圖書館取她那珍祕的謀殺推理小說。是的,很矛盾,但我們的矛盾從來就不安在我們自己身上。她喜歡昆恩和錢德勒,而當我以「書的麻煩在你總是不知道它寫了什麼直到太遲」向她挑戰時,她回說:如果已經知道裡面有屍體,你就不會太震撼了。

我獲准讀一些非小說讀物,像是國王、王后和歷史,但絕對絕對不准讀小說。小說啊,正是書的麻煩之所在。

艾克靈頓圖書館藏書齊全,石式建築出自那人們尚且珍惜自修與上進的年代,落成於西元 1908 年,用的是卡內基基金會的贊助。外頭刻有莎士比亞、彌爾頓、喬叟和但丁的頭像,裡頭鋪有新藝術風格的地磚和巨型玻璃窗花,道出一些有用的話像是「審慎不懈,戰勝一切。」

館內收藏有全套的英國文學,此外還有不少的驚喜如蓋璴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我對於閱讀的順序以及選擇可說是一點概念也沒有,所以從 A 開始讀。珍的姓是 A 字頭的奧斯汀,真教人謝天謝地。(註一)

家中的那六本書裡頭,有一本很令人意想不到:湯瑪斯.瑪洛里(Thomas Mallory)的亞瑟王故事。它很精美,有插圖,原本屬於一個走波希米亞風上過大學的叔公——即我母親的媽媽的兄弟(註二)。所以她將它留下來,而我看了。

亞瑟與藍斯洛、關維妮、梅林、卡麥洛和聖杯的故事嚴絲合縫地嵌進我的體內,像一個化學複合物所缺少的分子。

我這一生都在探索聖杯的故事。它們是關於忠貞、失去、失敗、認同和二次機會的故事。我常常得放下書,跳過帕西法(Perceval)因為沒能將關鍵問題問出口而雖然見到了聖杯,卻讓聖杯再次消失以致於追尋一生的段落。整整二十年的時間,他在林中流浪著,尋覓那曾經近在眼前、不請自來之物。得到看似那麼容易,實則卻不然。(註三)

之後當我在寫作上遇到瓶頸,或不知所措,或背離了某種我甚至說不出所以然來的信念,是帕西法的故事帶給我希望。也許我也能有再一次的機會。

其實不只是再一次,還有很多機會的,很多很多。在過了五十年後,我知道了所有的發現/失落、遺忘/記憶以及離開/回歸,是永不止息的。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機會,而只要我們活著,直到最後都總是有機會的。

我自然也喜歡藍斯洛的故事,因為其中充滿了渴望與單相思。(註四)

對,故事本身是很危險的,溫太太說對了。書就像是魔毯,能載你飛去任何地方。書是一扇門,你打開它,你踏進去;你有回來嗎?

 

 


註一:即文壇女巨頭珍.奧斯汀(Jean Austen)。

註二:珍奈是現實中溫太太領養的棄嬰,所以溫太太的娘家和珍奈並沒有親緣關係。

註三:在《哈利波特》裡,J. K. Rolling 筆下的石內卜,其一生也是這樣的漫長探尋,讓人嘆息。

註四:藍斯洛的故事簡單說就是:從小的青梅竹馬後來嫁給亞瑟王成為王后,而他自己則成為亞瑟王的騎士。因為身份的關係,他對初戀情人只能「渴望和單相思」,是不是和兒時同伴後來嫁給他人、自己卻成為守護她愛子的石內卜教授兼「鄧不利多軍」很像呢?

原文出自The Daily Beast; Jeanette Winterson: 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